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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曲侯:与“医生”的三次邂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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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绿树环绕的桂子山头,博雅广场的南侧,七号教学楼的对面,矗立着一座四层楼的红色建筑,这就是五号教学楼——生命科学学院。1956年夏秋之交,华中师范学院新校区在桂子山的多所建筑顺利完工,生命科学学院的这座建筑至今也历经了六十年的风雨。每一年中的每个朝暮,有数不清的人从这里进进出出,也有数不清的人在这里一直坚守,陈曲侯便是其中之一。
1949年考入华中大学生物系,1953年留校担任教师,1956年随华中师范学院迁往桂子山,1984年任生物系主任,2001年正式退休……陈曲侯生命中最宝贵和精彩的几十年都是在这里度过,而他的人生也跟这座教学楼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 

儿时的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医生,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,但他却误打误撞当上了生物教师,并成为了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生物学家。他为学生祛除头脑中的愚昧,为植物医治虫害,“医生”这个字眼一直没能从他的生命中抹去。

求学:用医术缓解病痛

陈曲侯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个普通家庭,1949年从湖南信义中学毕业后,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,他抱着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选择了报考华中大学生物系,“那时候就是想学医,就是想当一名医生。”

当时,华中大学的生物系相当于是医学预科班,这恰好符合陈曲侯的心意。一番努力之下,他顺利地通过入学考试,成为了生物系的一名学生。可进入大学后的陈曲侯发现,一切都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

刚入学不久的陈曲侯就遇上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,当时全国上下广泛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,高校师生作为主要力量加入了土改的队伍,陈曲侯也作为小队长加入其中,“大学期间我们几乎都在搞运动,没怎么学习,经常是学校一声令下,我们就都跑出去了。”受这场土地改革运动的影响,包括华师在内的全国高校的教学工作几近停滞,陈曲侯虽然是一名生物系学生,但大学前几年几乎没学到什么专业知识。加上学校里相关的仪器设备很少、教学资源贫乏,学生们对生物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。直到1952年底,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,高校的教学工作慢慢回到正轨,陈曲侯和同学们也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,他也才真正开始接触和了解生物。

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,在生物系的四年,并没有让他顺利成为一名医生,却让他误打误撞当上了生物教师,并从此和生物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

1953年毕业前夕,由于当时学校教师缺乏,校领导想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几个合适的人选留校担任教师。陈曲侯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,而且表现优异,自然成了目标人选之一,“当时也不知道当教师该教什么、怎么教,就知道学校需要人,于是就留下了”。从此,陈曲侯就走上了教师的道路,并且这一走就走了50年。

由于读书期间基础比较薄弱,走上教师岗位的他工作起来格外地认真刻苦,他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,也不停地学习新知识,生怕赶不上学生们的学习进度,耽误了课程。这也是他的家人和学生都有目共睹的。在家人眼里,他一直是那个每天“出发的最早、回来的最晚”的人。当时他的夫人在冶金医院工作,一家人住在武汉青山附近,从家里到学校单程要花费1个半小时,陈曲侯每天早上六七点就离开家去学校,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,整整一天都在学校工作,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任何事务。

学生黎路林在进行本科论文写作时选择了陈曲侯作为指导老师,但因为当时生物系条件比较艰苦,系里也没有能够额外提供给学生做实验的地方,陈曲侯就把显微镜搬到他的办公室里,自己一边办公,一边指导学生进行实验。

黎路林回忆称,陈曲侯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张桌子,桌子上一直放着一床被褥,因为回家路程较远,中午吃完饭,他就把被褥往桌上一铺,在桌上休息一会儿,休息好了,又继续投入工作之中。

那时候,陈曲侯和学生们做研究需要查资料时,都要到资料室把资料一点一点抄到卡片上留用;用显微镜观察细胞,也要先用相机拍下来,再把照片洗印出来进行反复观察;没有电脑,写论文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格子稿纸里,再用油墨进行印刷。

虽然条件非常艰苦,但陈曲侯一直坚持和自己的老师、学生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,没有任何前辈的经验可以借鉴,就只能靠自己动手摸索。那时高校教师一个月也才只有几十块的工资,但陈曲侯从来没有过多考虑收入,也没有计较过取得成果有没有奖金,而是一门心思投入到工作中。也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地做了这么多的基础性工作,才为后来细胞培养领域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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