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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建业教授谈“师缘与书缘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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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对于学生和学者而言,成天打交道的无非是老师、同学、同行和书本。无论求学还是治学,与同学或同行交流固然必不可少,但在起步阶段师缘和书缘可能更为关键。  

   从上小学到读研究生,当年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,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完整,但老师随口扯的“野棉花”,无心说的俏皮话,我至今还能学得惟妙惟肖。老师私下对人生的开导,对学习方法的点拨,往往在不经意间使我茅塞顿开。真正的好老师在进行严格专业训练的同时,又会激发你的学习兴趣,还会让你感受到专业的魅力,更会增强你对自己的自信心。假如与自己的老师十分投缘,最好的老师也就是最好的朋友  

   (在我的随笔集《一切皆有可能》第一辑中《学问的“气味”——忆石声淮老师》、《求学之方与治学之道——从邓天玉〈福义为学路〉说起》、《真人——忆黄曼君老师》三篇文章,分别写了我的三位授业老师。念书期间能在教室里聆听他们讲课,毕业后又能追随他们的杖履,的确是我的荣幸和福气。我在《真人》一文中曾说:“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,或者有才而无趣,或者有趣而无才,或者既无才又无趣,读他们的文章沉闷无聊,和他们相处索然寡味,与他们共事更提心吊胆,像黄曼君老师这样才趣俱佳而又清澈如水的学者,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可谓‘稀世珍宝’。”这段话同样适合于石老师和邢老师。发在《读书》上的《别忘了祖传秘方——读张舜徽〈清人文集别录〉〈清人笔记条辨〉》,是一篇篇幅较长的读书随笔。大学念书时有眼不识泰山,只跑去听过张先生的一次演讲,参加工作后慢慢喜欢上了他的文字。十年前给博士生准备文献课,除《说文解字约注》等少数著作外,我几乎遍读张先生已经出版的著作,张舜徽先生算是我文献学的私淑老师,只不知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认不认我这个没有出息的私淑弟子。  

 

还有很多老师都没有写到,如给我上古代文学课及后来我常向他们请教的诸位老师,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曹慕樊先生。他们课堂上传授和课堂下指导,都让我终生受益无穷。

 

   与老师有师缘,与书籍同样有书缘。众口一辞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我未必喜欢,比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就是我“死活读不下去的书”,我曾与孙文宪教授交流过这一现象,他说自己病中住院时坚持把这部大书读完了。这倒应验了苏轼所谓“因病得闲殊不恶”,估计也只有在医院病房这种极其无聊的地方,才可能读完这么冗长乏味的小说。哪怕傅雷的译笔再怎样传神,我与巴尔扎克也无法“亲近”。思想家中我最喜欢罗素和海德格尔,《闲话罗素》胡侃了自己读罗素的一知半解:“对于思想家人们只关注他们‘说了什么’,很少关注他们是‘怎么说的’。其实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:一种人说的东西深刻得要命,但说的方式笨得可怕;一种人不仅说的东西发人深省,而且说的方式非常精彩。康德和黑格尔属前一种人,他们的著作深刻但沉闷,罗素和叔本华属后一种人,他的著作深刻而优美。”不过令人奇怪的是,对海德格尔的沉闷我能够忍受,或许是他“说”的方式虽然无趣,但“说”的内容很有吸引力。  

   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,有我给学生专著写的序言,有写自己在内地和台湾的教学体验。在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学生之间,恰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自己属于“中间物”,这大概就是前人说的“薪火相传”吧。能从学生那儿感受到生命的活力,能从学生那儿学到许多新知,能从与学生的讨论中得到许多启发,这是职业教师所独享的快乐。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摘自随笔集《一切皆有可能》自序  

 

     

作者简介:  

戴建业,男,1982年毕业于百家乐软件中文系,1985年回母校百家乐软件中文系任教,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授、教研室主任、古代文学学科组组长。另:张舜徽、石声淮教授、邢福义、黄曼君、孙文宪均为华中师范大学名师。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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